最高法詳解非法采供血液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出臺背景
2005年，黑龍江省北安建設農場職工醫院輸血導致16人感染艾滋病的案例讓人痛心疾首。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正式實施。
“采集、供應血液和制作、供應血液制品不僅關系到人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關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該《解釋》對于依法懲處非法采供血液等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義。”今天，該司法解釋具體承辦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高級法官李曉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非法采供血犯罪活動蔓延
據報道，2005年我國經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數已達7萬人。一些地區由于管理不善和不法分子利欲熏心，非法采供血液犯罪活動蔓延，血源性傳播疾病問題突出。
“在一些地區，通過血液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已經進入高發期和死亡高峰。”李曉說。另外，我國是一個患肝炎病人群眾比較多的大國，肝炎患者參與獻血，致使血源性疾病傳播更加突出。
但從司法統計看，這類案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則非常少見。李曉舉例說，2002年全國法院審理的非法采供血刑事案件只有1起，2003年沒有，2004年也只有1起，2005年9起，2006年3起。而同期被行政機關查處的非法采供血行政違法案件達幾千起。
司法實踐中缺乏具體定罪量刑標準
“導致進入司法程序的該類案件少而又少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具體的定罪量刑標準，罪與非罪的界限難以掌握。”李曉表示。
因此，她表示無論從保護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考慮，還是從打擊相關犯罪的需要看，制定關于辦理非法采供血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都十分必要。
為解決司法實踐中對依法懲處非法采供血液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罪與非罪界限不明確的問題，“兩高”研究室將起草關于辦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納入了工作計劃。
初稿形成于2004年
李曉透露，早在2004年底，“兩高”研究室會同衛生部有關司局在北京召開的由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中國輸血協會以及北京、天津、陜西、湖南、浙江等省市衛生廳（局）派員和部分醫學專家參加的座談會上專題研討了非法采供血液、單采血漿整治活動中存在的法律適用問題。在此次研討會的基礎上，擬出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采供血液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初稿）》。
2005年，最高法院研究室發出了關于召開刑事司法解釋征求意見座談會的通知，并將《解釋》初稿征求有關方面的意見。
隨后，“兩高”研究室組成調研組赴陜西和內蒙兩地進行實地調研并召開了由當地的公、檢、法、衛生部門派員參加的座談會，分別聽取了關于陜西西安瑞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制作血液制品案件、內蒙古清水河縣醫院因輸血感染艾滋病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聽取了各方對《解釋》初稿的意見。調研組赴河南進行調研，召開了由河南省公、檢、法和衛生系統人員參加的司法解釋征求意見座談會，聽取了河南禹州市某鄉衛生院非法行醫案和某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麻醉科醫生涉嫌無證行醫案件的有關情況。
“2006年9月，在全面研究、合理采納衛生系統和各方提出的意見后，修改后的司法解釋送審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進行討論。”李曉說。
細化刑法非法采供血液行為
“刑法第334條第1款規定了“非法采集、供應血液或者制作、供應血液制品，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足以危害人體健康的”的行為是非法采集、供應血液、制作、供應血液制品罪的客觀表現。對此，司法解釋第1條和第2條分別進行了解釋。”李曉告訴記者。
司法解釋第1條規定：“對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或者超過批準的業務范圍，采集、供應血液或者制作、供應血液制品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非法采集、供應血液或者制作、供應血液制品”。”
李曉解釋說，該條有兩層意思，首先，行為人非法采集、供應血液、制作、供應血液制品未經國家主管部門批準，不具有采集供應血液、制作供應血液制品的資格。她舉例說，未經批準，擅自設立采血點、血站，違法采集、供應血液的行為，違反了獻血法第8條關于“設立血站向公民采集血液，必須經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批準。”的規定，同時也違反了《血站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行為人未經批準，擅自設立單采血漿站或者血液制品生產單位的行為，違反了《血液制品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其次，超過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的范圍，采集供應血液或者制作供應血液制品的行為也屬于“非法采集、供應血液或者制作、供應血液制品”。
對于什么是“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足以危害人體健康”，李曉告訴記者，是指非法采集、供應的血液或者制作、供應的血液制品不符合國家規定的質量標準，或者在采供血液、制供血液制品的過程中違反國家規定的操作規程，致使血液或者血液制品一旦被使用，使用者就有可能感染疾病，供血者的身體健康可能遭受嚴重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