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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婚約不能索賠精神損害費
[案情]
申訴人趙紅，女，1968年出生，漢族，東營市河口區職工。
被申訴人趙強，男，1968年出生，東營市河口區職工。
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原為中學同學，家境都十分貧寒。兩人同時參加高考，都沒有考中。兩人決定第二年復習再考。事實上當時申訴人的考分比被申訴人高，但是，為了使被申訴人專心應考，兩人協商被申訴人先復習。為了照顧被申訴人的生活，兩從在縣城附近找了申訴人的親戚的住房暫住。當時兩人已同居。
第二年，被申訴人如愿考上了大學。為了被申訴人能夠不因經濟困難而讀不成書，申訴人放棄了繼續參加高考的機會，在縣城打工，學習裁剪衣服，掙錢供養被申訴人讀了三年大學。被申訴人后來又考上了研究生。在此期間，被申訴人與就讀學校領導的女兒關系曖昧。但假期回鄉時仍與申訴人同居，并告訴申訴人希望留校，然后將申訴人遷入城市。
因8年同居，三次人工流產，導致申訴人喪失生育能力。被申訴人便絕情地勸申訴人與之斷絕同居關系。女方無奈訴之法院。
[處理結果]
因趙紅寫的訴狀是要求趙強賠償青春賠償費，財產費用是一種自愿贈與，并且趙紅講她曾寫過信不讓趙強還錢，依法也不能要求返還，法律沒有青春賠償費之說，趙紅也無法提供其他證據證明她所受的其他傷害，所以當時依法拒絕受理。
[評析]
我們認為，因婚約及同居導致女方喪失生育能力或遭受其他重大財產損失的，有過錯的當事人應負適當的賠償責任。當然，所謂的一般的論年限的“青春賠償費”不能支持，應當說雙方都為婚約耗費了青春，很難說誰損失更大，誰更應該得到賠償。重大的人身傷害還是應該通過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予以適當保護。
今后我國法律應當對婚約關系有適當的調整。眾所周知，西方國家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回到原始”、“取消家庭”、“家庭解體”的思潮，以及“以情人制取代婚姻家庭”的社會現象，對人類社會破除性禁錮的性文明進步，雖起到了極大的積極推動作用，但是，由于它違背和試圖改變社會客觀規律，導致當代西方國家人口出生率非正常下降和單身母親、老年人晚年的艱難困苦，不得不用法律限制它的消極后果。比如，歐盟近年用《歐洲人權憲章》重申“家庭的價值”，一些西方國家已用稅法等法律“強迫人們結婚，倡導家庭的復歸”。我們不能放縱非婚同居現象蔓延。但是，我們也不能對有關糾紛置之不理，對有些人借此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行為放任自流，僅以一句法律不保護婚約一推了之。
在司法實踐中，我們經常遇到類似的案例。我們認為，即使從保護婦女利益出發，也應該由法院受理。我國目前確實沒有青春賠償費一類的規定。但是她可就她幾次做人工流產的手術費用、營養費、誤工費，以及她為趙強讀書匯寄的生活費，用損害賠償方面民法的規定和關于債務清償的法律規定作依據，向人民法院起訴，法院也應該受理。依照法理，趙紅幾次人流手術的費用，至少二人分擔。
我們認為，婚姻以愛情為基礎，那么就必然在婚前有一定的戀愛期。對戀愛期的重大糾紛不處理，往往容易造出惡性案件。各地因戀愛婚姻引起自殺和殺人的例子很多。有些當事人為了對方而耽誤了自己的前程，犧牲了個人的利益、身心和榮譽，解除婚約使其受到極大傷害，卻得不到任何補償，而對有過錯的一方只是道德譴責，在規范社會生活方面很無力。一些當事人為了尋求自我保護鋌而走險，以致釀成自殺或他殺。幾十元錢的人工流產手術費我們可以為之找到法律保護，而當事人的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青春和前途，我們卻無任何法律保護措施。由此我們主張用立法或司法解釋規定，因一方過錯導致對方人身、名譽、精神、職業、經濟收入遭受重大損害的，過錯方在解除婚約時應適當予以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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