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琳 ]——(2018-1-30) / 已閱11428次
四、規制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完善
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在商業秘密的認定，罪名設置，刑罰配置，出罪入罪，重大損失的認定及計算等方面的規定都存在不足之處，對這些不足之處進行完善，有利于商業秘密的刑法保護，也有利于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一）嚴格界定商業秘密的特征
要想彌補立法上對商業秘密規定的不足，首先應該進一步界定“不為公眾所知悉”中“公眾”的范圍。我們可以參照Trips 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關于反不正當競爭保護的示范規定》中對“公眾”的范圍界定：“通常從事該類信息工作領域內的人”。這個規定比我國對公眾的規定要詳細些。我國也可以借鑒國外立法，將“公眾”限定在一定范圍內，這樣在司法實踐中才會便宜操作。其次，應該在立法中取消對商業秘密實用性的限制。規定商業秘密具有實用性，限制了對商業秘密的保護范圍，使得一些侵權行為如侵犯權利人的階段性成果雖危害了商業秘密權利人的利益，但因該階段性成果不具有實用性而不能定性為商業秘密而逃脫法律的制裁，而這些階段性成果對商業秘密后期的指導可能很重要，這直接危害了權利人的利益，對商業秘密權利人是不公平的。而從國際立法來看，如 Trips 協議第 39 條的規定，商業秘密的特征也只有秘密性、價值性和保密性三個。[21]
最后，應該對合理的保密性特點進行界定。保密措施應該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義務人方向，第二個方向則是權利人方向，即要求權利人在特定環境下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22]且這個方向還要求權利人采取限定告知信息的范圍，簽訂保密合同，對涉密信息載體采取加鎖，標注保密標志等措施，只有做到這些才能被認定為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
（二）侵犯商業秘密罪罪名的完善
我國在侵犯商業秘密罪罪名方面的規定存在著不足，僅僅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罪一個罪名。我們應該對罪名體系進行細化，將侵犯商業秘密罪類罪名化（所謂類罪名，是指以犯罪的同類客體為標準所概括出來的某一類犯罪[23]），在此罪名之下，針對侵犯商業秘密的不同行為方式規定不同的罪名，并根據社會危害性的大小給以相應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行為方式主要有盜竊，利誘，非法批露等手段，因此可以在侵犯商業秘密罪這個類罪名之下增加盜竊商業秘密罪，利誘侵犯商業秘密罪以及非法披露商業秘密罪等。特別要注意的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國際間經濟交往的頻繁，經濟間諜行為時有發生，應在我國刑法中增設為境外利益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條款，以打擊這類犯罪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做到有法可依。同時，明確該類犯罪的不同主體，主體不同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也會不同，刑罰也隨之不同，立法應該體現出這一點，這也是罪責刑相適應的要求。
（三）完善我國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刑罰配置
1.完善罰金刑
在我國，侵犯商業秘密罪作為經濟類犯罪，具有貪利性的特點，如果對其采取以限制自由為主的刑罰，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和改造效果，且經濟類犯罪的證據收集困難，經過長時間的審判，一經判決，羈押期已經超過服刑的期限，對犯罪分子懲罰的意義不大。因此，將罰金刑應用到侵犯商業秘密罪中，有較強的針對性，可以有效地打擊犯罪。在確立罰金刑的同時，明確罰金刑的具體數額。法國學者鮑曼認為，罪刑法定要求在明示可罰的行為的同時，更要求刑罰的種類、分量和明示可罰性的程度。罰金刑作為一種數額性刑罰，罰金刑的數額標準關系到司法運用的統一性和可操作性。[24]筆者認為，對侵犯商業秘密的犯罪人處以一倍或數倍于其犯罪所得的罰金或商業秘密權利人損失數額的罰金，這樣既可以使司法更加公正透明，也可以與其他經濟類犯罪的罰金刑標準相一致。
2. 增加資格刑
增加資格刑，目的是為了限制犯罪人的行為能力，使其失去再犯的條件和機會。除下對外國人適用的驅逐出境，我國刑法中規定的資格刑只有一種，即剝奪政治權利，而剝奪政治權利的資格刑顯然并不適用于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行為的懲罰。侵犯商業秘密的犯罪行為多發于市場經濟活動中，犯罪的人往往是具有某領域專業知識，從事商業活動的某些人，再犯能力強，再犯機會大，如果采用罰金或自由刑對這些人進行處罰，雖然在經濟上或自由上暫時剝奪其再犯的能力，但因為其掌握的相關信息和技術仍在，可以成功實現“再創業”。因此，有必要在我國的刑法中增加禁止從事特定行業的資格刑，以杜絕犯罪的人繼續實施侵犯商業秘密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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