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守林 ]——(2004-10-18) / 已閱40863次
賄賂罪作為社會腐敗的一大惡源,正被社會所認識和重視,言及賄賂犯罪,主要是指行賄罪
和受賄罪，就二者而言,往往存在前因后果的關系,從這一點上來講,可以說行賄行為是受
賄罪產生的原始根源[1]。在刑法理論上,行賄罪與受賄罪屬于對象犯,在通常情況下,行賄
方與受賄方的行為均成立犯罪[2]。在實踐中,行賄與受賄是對向性行為，是引發受賄犯罪
的溫床，因此，在打擊受賄犯罪的同時，也要打擊行賄犯罪[3]。然而從刑法條文所體現
的對行賄罪和受賄罪的懲罰力度來看反而出現對受賄的打擊強于對行賄的打擊的不合理現
象。我們認為這一策略沒有治住賄賂罪之根,因此建議，除了對少數被索賄而行賄免于處
罰外，在嚴懲受賄罪的同時，更要加大對行賄罪的懲處力度，對主動行賄的應當與受賄“
同坐”。只有行賄受賄并舉，雙管齊下，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住賄賂犯罪。
一，重受賄輕行賄的社會現象
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對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司空見慣，有的人因受賄而受黨紀、政紀處分或
被追究刑事責任---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死刑者也不在少數，而與之相對應的另一
方-----行賄者，卻仍就逍遙于法外.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1—1
1月全國法院共審理行賄案件439起，顯然與受賄案件數比例嚴重失調[4]。 2000年以來,
上海市檢察機關共查處受賄案件200余件,而行賄立案的僅81件95人,這81件中法院已經有
判決的只有46件,仍處于偵察或法院審理階段的有16件,上海市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局長高
振國解釋說:近年來立案查處行賄的數量只占立案查處受賄數量的10%-----15%,高振國還
補充到“查處難”主要是行賄罪構成要件的“不正當利益難以界定。”[5]。另據報道，
從1998年到2000年三年間，廣東省各級法院一審共審判1065人，而行賄被告發的只有49人
，1999年到2000年，江蘇各級檢察院立案查處的受賄犯罪嫌疑人共1022人，而查處的行賄
嫌疑人只有87人 [6]。 所有這些都說明再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著重受賄輕行賄的不合理
現象。
二， 重受賄輕行賄的不合理性
把賄賂作為犯罪處罰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漢書·刑法志》即有“當斬右止，及殺人先
自告，及更坐受賕枉法……皆棄市”[7]的規定，在當時，“受賕枉法”要在鬧市被被處
死，可見，古代社會對賄賂罪是嚴刑禁止的。其實，在古代，賄賂原本是兩個字，都是指
財物和贈送財物的意思，如指財物：“以而車來，以我賄遷。”（《詩經-衛風-氓》）“
齊侯伐衛，站，敗為師，數之以王命，取賄而還”（《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如指贈
送財物，“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左傳-宣公九年》） 由此而引申
為現代含義賄賂，如《粱書楊公則傳》：“湘俗單家以賄州職”。《隋書煬帝紀下》：“
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意為私贈財物而行請托，即現在我們所說的
賄賂了。由此可見，無論是賄還是賂，亦或是賄賂其意思都是贈送，即重在送[8]，相當
于我們現在所說的行賄，而我們現在所說的賄賂則重在接受 ，即重在受賄，如報刊，電
視等媒體報道的，某某官員受賄多少多少而被查處，而很少聽到某某人因行賄多少多少而
被查處，皆為此意，這表明賄賂主體已經由行賄轉向了受賄，我認為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現
象。
(一) 行賄與受賄，兩者是一種對象關系，即只要存在行賄，必然有受賄行為的發生，
即受賄人與行賄人雖各自實施自己的行為，雖罪名不同，但任何一罪的成立均以相對應罪
的成立為完成要件[9]。可見行賄行為是受賄行為的直接原因（索賄另當別論）。在市場
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行賄現象越來越多，面對日益猖獗的行賄犯罪，我國目前重受賄輕
行賄的刑事法律制度是極不合理的，沒有充分顧及行賄對社會的危害性和其與受賄罪形成
的緊密聯系。從宏觀刑事角度來講，行賄不除，則受賄難消，如果僅僅從解決受賄個案出
發，而不及時處罰相應的行賄一方，那是治標不治本的短視之舉。因為“行賄是產生受賄
的直接根源，是滋生腐敗的溫床”[10].所以，重受賄輕行賄就猶如：我們暫且把受賄者
比作一只貓，一方面，我們重受賄，我們拿著槍對貓說： 不能吃行賄者送到你面前的魚
，否則是就會掉腦袋，而另一方面，我們又輕行賄，對行賄采取寬宥政策，因而就放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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